随着明代废团改散的政令,茶文化的普及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在以闲适为乐的明代文人的助推下,泡茶逐渐成为当时最受追捧的一种社交活动。人们爱茶,能做精美茶器的大师便开始受到世人关注。而时大彬就是晚明最负盛名的紫砂名匠,他与文人的交往甚为频繁,被誉为“千载一时”、“明代良陶让一时”。顾景舟先生说:“砂艺史上一致推荐的大家,当以时大彬为典范。他的贡献在于:对砂艺开创时期技艺法则的创造性革新,这是后辈从业者都应该为之歌功颂德的;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世留下了惊世杰作,创紫砂艺术陶文化的先河。”(顾景舟《紫砂陶史概论》)
一开始,时大彬最初喜欢做大壶,2500cc左右的容量,泡一壶茶,足够一大家子喝。后时大彬游娄东,遇到明代的文学家、书画家、壶艺收藏家陈继儒。陈继儒对茗壶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聘请制壶好手蒋时英至家中制壶,然后陈继儒为之书铭,名工名士,后来世称“双绝壶”。一天,陈继儒在与时大彬聊天时,突然向他发起一个建议:“把壶从大改小,做成一把可以一手执之、一手捋须吟诗的雅器,那该多好。”时大彬接受了陈继儒的建议,开始改制小壶,改到只有300-400cc左右。时大彬的这一变革,将制壶工艺手法和壶型大小规格基本固定下来,并流传至今。
自从小壶问世后,时大彬的粉丝更多了,但真正能收藏到他壶的人却少之又少。按理说,一生制壶,市场中流传的作品应该不在少数,但为何他的壶就是那么“一把难求”呢?
原来除了紫砂器本身易损毁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大彬壶都被时大彬自己给砸碎了。
史书中记载:“每有新作,如不惬意,即行毁弃,虽碎弃十有八九,亦在所不惜。”看来,时大师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颇高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了解供需之间微妙关系的“民间经济学家”。时大彬壶在明万历年间就大受欢迎,价格昂贵。
明晚万历许次纾在《茶疏》中云:“往时龚春茶壶,今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阳羡茗壶系》作者周高起因“供春大彬诸名壶,价高不易办,予但别其真而旁搜残缺于好事家,用自怡悦,诗以解嘲”。
可见大彬壶在明代已经是“价高不易办”,而且仿品众多,周高起只得“但别其真而旁搜残缺”,从好事家手中谋求残缺大彬壶以怡悦。至清康熙年间,已经是“时壶市纵有人卖,往往赝物非其真”(陈维崧诗)。
四百余年来,历经离乱流传至今的“时壶”更是被后人珍如拱璧。据统计,目前存世的大彬壶多为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香港茶具文物馆等各大文博机构所藏,见于著述的不过数十件而已,流传于民间且有纪年可考的,更是罕见。据史书记载,时大彬的壶在当时就已经“抵中人一家产”,寻常人见都见不得。建国以来,落款时大彬的紫砂器从各地零星出土。唯有三把,被公认为是时大彬的标准器:
此为1987年,山西晋城太阳镇的一座石砌古墓中出土的一件大彬真迹。圆球型,紫褐色,圆口双层饼盖,宝珠钮,圆管状曲流,环形把,底刻丁未(1607年)夏日时大彬制。
此为1984年,在无锡县甘露乡萧塘村的明崇桢二年(1629) 华师伊墓葬中出土的三足壶,壶身为球形,表面似“石榴皮”质感。
此壶为福建漳浦万历四十年(1612年)葬的户工两部侍郎卢维贞夫妇墓出土的紫砂鼎足盖圆壶。仿青铜器和漆器的传统样式,丰肩、直颈、鼓腹,平底, 邡国足,盖口严密。底部有单行竖排“时大彬制”阴到楷书款识,刀法娴熟有力。
如今的收藏市场中,下面这三把被证实是时大彬的手作佳品,并登上过拍卖场。可想而知,当时曾搅起了怎样的狂风巨浪。
动辄几百万,一不留神上千万!
这就是时大彬紫砂壶的江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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