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水上游,古镇水吉
自建阳城区驱车数十分钟,可至闽北重镇水吉。水吉镇地处建阳区东部中心、南浦溪中游,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资源丰富、历史悠久。
当地古迹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代建窑遗址外,还有大觉禅院(据传始建于宋末元初,明代重修的佛寺)、文武殿(同时供奉文圣孔子、武圣关公)、八角井以及不少旧居、祠堂(如周敦颐后人所建“宋大儒周濂溪先生祠”)。
清华一位罗姓博士撰文描写水吉游记时曾说,根据建设部标准,水吉镇完全有资格申请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古镇之称,名副其实。
二、建盏诞生的独特条件
闽北地形多为丘陵,山青水秀,气候宜人,自古是著名的产茶区。福建知名牛奶品牌长富牛奶的牧场,就全都设立于闽北,可见此地生态环境之佳。
建阳周围的武夷山、建瓯、政和均为知名茶产地。而位于建阳的水吉镇虽然继承了闽北的地理、气候条件,却异军突起,并非以茶闻名,而是以茶盏闻名,究竟是为什么?
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宋人最为推崇的黑釉茶碗,没有诞生在其他地方,偏偏就诞生在这里?
这得从古法烧制瓷器需要的条件说起。五代至宋,瓷器的烧制工艺比唐代有长足的进步,商业也蓬勃发展。
若想烧出建盏这样独特的析晶黑釉瓷碗,并将产品行销到各地,成为风靡全国、畅销海外的流行品,其产地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周围要有足够的燃料,以应对大规模烧瓷的能量消耗;
二、要有适宜的地理环境,即有倾斜度但是斜率不会太高的山坡,以便建造一定规模的龙窑;
三、要有便利的运送渠道,即发达的交通以供外销;
四、最关键的一点,要有原材料,即含铁量高,能形成析晶的胎土、釉料。
而水吉正好满足这四个条件。
首先,水吉地处丘陵地带,遍地环山,但山丘海拔都不会太高,坡度适当,可依山形建造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超长龙窑。
其次,丰沛的雨水和适宜的土壤、气候造就了漫山遍野的茂密植被,令水吉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
水吉镇木材蓄积量2.9万立方米,年采伐木材2.2万立方米,龙窑柴烧所需的燃料完全不用发愁。
远处的山丘满是茂林修竹
第三,古时陆路条件较差,不如现代的公路平稳,尤其丘陵地区,更是颠簸。建盏作为瓷器不但易碎,且分量不轻,长途运输时若走陆运,难免碰撞损毁,成本也太高。以水运为主,陆运为辅,才能降低损耗和运输成本。
水吉背靠闽江支流建溪的主要支流南浦溪,本身就曾是闽北的大型古码头,建窑所在的池中、后井二村离南浦溪更是极近。
建溪为古闽北水陆交通要道。与之相连的南浦溪往上游走可北上出省,直指中原。往下游走可通向闽江,奔流入海。有如此便捷的水上通道,建盏的外销自然极为方便。
符合以上三点的窑口,国内其他地区也能找得到。但第四个条件,只有水吉才具备。
水吉本地的高含铁量粘土在宋代独一无二,就连最近的建窑系窑口——武夷山遇林亭窑,胎土含铁量都比建窑低不少(铁胎的重要性看这里)。距离更远的其他窑口,就更难找到类似建窑的胎土了。
此外,距离水吉不到40公里就是建瓯市东峰镇,即宋代北苑御茶园所在地。学者推断,宋代官员奉皇命监理北苑御茶园时,很可能同时监理建窑的贡瓷烧制。顶级贡茶与顶级供御建盏一同进贡,甚为合理。
据研究,池中、后井之间约有12万平米的山地都存在建窑遗址堆积;建窑极盛时期,有数十座龙窑同时在烧造建盏,且每座龙窑规模都不小。而同时代全国上下各大窑口中,有超过1/3的窑口发掘出黑瓷,光福建地区仿烧建盏的窑口就不少。
正因为有着无法替代模仿的胎釉、适宜的气候地理条件和宋代茶文化盛行的氛围,才令神秘莫测的建盏诞生在水吉,才使建盏获得皇帝为之背书的“民窑官用”背景,也导致建窑在宋代盛极一时。
三、名窑的探索与复兴之路
虽然建窑在宋末元初因饮茶风俗的流变,逐渐停烧黑釉瓷,但在千年之后的工业社会,代表着黑釉瓷烧制技艺最高峰的建窑建盏,仍然牵动海内外陶瓷研究者、手工艺者、收藏者的心。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陈浏《陶雅》记载:“近有闽人掘地,所得古盏颇多,质厚色紫黑。”
民国十八年(1929年),《建瓯县志》(水吉曾长期隶属于建瓯)曾记载,有人从水吉的宋代建窑遗址盗挖黑釉碗,销往上海、日本。
建盏开始被一些洋人认识到是珍贵的宝物,但它的烧制方法、制造者、作用、使用者、文化背景,在当时都是不解之谜。
1932年~1933年间,就职于海关的美国人詹姆士•马歇尔•普拉玛(James Marshall Plumer,1899~1960)在福州的一家古玩店买到建窑黑釉盏,打听到它来自闽北的水吉之后,普拉玛氏就开始策划去窑址调查。
1935年6月,普拉玛氏从上海取道浙江进入闽北,到水吉当地调查建窑遗址。到达目的地后,他大为惊叹,写道:
“这里就是建盏的生产地,也是我梦想许久、千里迢迢来寻找的东西。”
在寻访途中,普拉玛氏拍摄记录了当年水吉的风貌,并运走大量残片标本,加上在福州收购的整器,悉数运回故乡美国。这些珍贵样本,如今多保存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美术馆。
离开中国后,普拉玛氏发表了建窑的调查成果,成为西方第一个发现建盏真实来源的人,引起轰动。可惜当时民国政府不重视,也无力组织本国专家团队对建窑进行考察和保护。
建国后,文物考古工作逐步走上轨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宋伯胤、冯先铭、叶文程、曾凡等一批国内知名专家及山崎一雄、林屋晴三、路易•艾黎等一批日本、美国、新西兰、英国、新加坡、韩国及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先后对建窑进行了科学考察。
1954年,华东文物工作队福建工作组对水吉窑进行考古调查。带队专家宋伯胤先生曾在芦花坪窑址堆积中采集到一件带“绍兴十二年(1142)”铭刻的匣钵,对确定建窑的制瓷年代具有实证的意义。
1960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对芦花坪窑址进行首次发掘,发掘面积约90平方米,出土标本千余件。
1977年,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和建阳县文化馆联合对芦花坪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208平方米。
1985年,建窑遗址被福建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福建省博物馆联合组成建窑考古队,对建窑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和重点发掘,揭露多座窑炉遗迹。
2001年,建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次考古发掘,出土窑具、工具、瓷器标本逾万件。
在建窑遗址考古工作持续开展的同时,专家们对建盏烧制工艺的恢复研究也一直在进行:
1979年开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福建省科委、福建省轻工所和建阳瓷厂等部门和单位共同研究恢复建窑建盏烧制技艺,经过数年努力,最终成功烧制出了仿宋建盏。
2009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福建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5月23日,建窑建盏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宋代建盏在拍卖市场上逐渐受到理解与欣赏,成交价节节走高。现代工艺师的烧盏技艺也逐渐走向成熟,涌现出不少佳作与精品。
从水吉到整个闽北,乃至福建省、大陆其他省市、台湾、日本和西班牙都有人在研究、仿烧建盏。现代的建盏工艺品也开始形成稳定的消费市场。
将仿烧的曜变天目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如今走在水吉的街道上,不但能闻到当地知名小吃水吉扁肉的香味,亦能发现不少建盏的招牌,仿佛飘着阵阵茶香。
建窑窑火能重新开始燃烧,是建盏之幸,亦是爱盏之人的幸运。纵然时隔千年,世殊时异,人心嬗变,但总有人因为各种缘由爱上建盏,甚至为之沉迷。
他们之中有以传承建盏文化为理想的学者,有以恢复宋代建盏制造工艺为目标的陶人,有以手捧建盏缅怀简古淡泊之美为人生乐趣的藏家。
这些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界的人们,逡巡在水吉的土地上,为沉睡多年才苏醒的建窑带来勃勃生机,续写着建盏与这片土地的不解之缘。
中国传统文脉历经多舛的劫难至今未断,因为总是有人在坚持传承,而建盏,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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